第二十七章 醇亲王病逝
袁世凯在京城结识载振,又送女人又送钱,以后发生的事,证明他这是未雨绸缪。因为大的流行疾病,往往能影响历史进程。1890年醇亲王病逝,******就上位了。
醇亲王的病,源于18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俄罗斯大流感,这场流感夺走了约100万人的生命。在1889年夏天,沙俄帝国贫穷的中亚城市布哈拉就爆发了严重的流感疫情。当时俄国刚建成长达900英里的跨里海铁路。受流感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5岁到40岁之间的人群,其次是老人。老人们也许从19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中获得了一些免疫能力。儿童和婴儿由于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,受到的冲击最小。
到1889年10月份,瘟疫扩散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,然后进入波兰,沿公路、铁路和河流蔓延到芬兰、匈牙利、德国与奥地利。在西欧,这场疫情被称为“俄国流感”。在欧洲,1889年到1890年流行的俄罗斯流感被认为是19世纪流行病中最大的“杀手”,当时欧洲已经铺设了密集的铁路网,1889年已经有超过12万英里铁路线连接欧洲各大城市。
1889年到1890年间,死于支气管炎、肺结核、伤寒的伦敦市民明显增多,仅1890年1月,伦敦大都会警察队伍中就有1660人死于流感。在巴黎,平均每10000人中有25个死于流感;里斯本每10000人中有16人死于流感。苏格兰的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数据显示,1890年入院的140名忧郁症患者同时受到流感“毒素”折磨。流感还造成人们“暂时性精神错乱”,1890年的欧洲,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大幅度上升。
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,准许患流感的人在教会克己守身的四旬期内,节欲方面可以特免。然而,在欧美,舆论反对强制隔离,很多人把这看成是小病。在爱丁堡,尽管推出了隔离医院,但没有一名病人入住。
很多历史名人都死于这场大流感,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卧病在床。在俄国,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艰难地从流感中恢复过来。死于这场大流感的名人还包括英国诗人罗伯特·勃朗宁、阿尔弗雷德·丁尼生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·维克托王子,他是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。
1890年1月,流感穿过美国中西部进入加拿大。与此同时,流感通过地中海进入北非,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港口蔓延至南非、南美、日本、美国西海岸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及印尼、中国。
俄国官方的报纸,无耻宣布这场流感是一种瘴气,而且含瘟疫的微风是从中国飘入,因为此前中国黄河发洪水以及大旱灾,多达200万人死亡,俄国人称之为“中国伤风”。法国人和俄国人也沆瀣一气,一个流行的来自法国的理论声称,“中国伤风”被生活在污秽和肮脏环境下的俄国农民转化成了流感。
李经述当时在天津兵营里练新军,看到这种败坏中国形象的谬论,很是气愤,他利用龙兴集团的资源,从英国和美国请了医师团队赶到天津考察,来驳斥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论调,另外,更重要的是帮助李鸿章控制直隶的疫情。
当年夏秋间,京津一带就有时疫,但这并没有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。李鸿章对李经述说:“为父也听闻夏秋间京津一带传染时症,仓卒有不治者,沴气流行,间年偶见,并非聚集未疫。时气甚多,大抵寒热咳喘,不药即愈。”
李经述说:“没那么简单。孩儿最近看万国公报,上面说近日疫气自俄而西,流行于欧洲各国。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、中华。环一地球,几无一国之境,一种之民,不触是气而成病者。计正月七日疫盛时,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,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,病者一百三十二人。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,可谓多矣。不能不引起重视。一些患病者,最好都送到医院隔离。”
李鸿章问道:“这大疫可有办法治愈?醇亲王可能也染上此病了。为父刚收到醇王府邸致电,王自端午疾作,时发时愈,至七夕骤笃,越日昏瞀,仰蒙慈荫,危而复安。日来服药见效,惟四支又颓,左甚于右,且不禁用心。似由血虚所致,能否令太医略加补血之品,或更见功。”
李经述说:“流感跟气虚血虚关系不大。我听闻西医有利用血清注射治疗疾病的方法,人们可以用患病而痊愈者的免疫血清来预防和治疗传染病人。”
李鸿章摇摇头,说:“万不得已,醇亲王不会用西医。”
果不出李鸿章所料,醇亲王当年六月虚汗时作,精神疲倦,等到七月初八,每天眩晕数刻。醇亲王的病此后一直有反复,在久治不愈的情况下,当时名医凌绂曾九月奉电旨入京,参与抢救醇亲王的。不过,凌绂曾的治疗效果,并不理想。
醇亲王也急坏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,他们最后还是觉得李鸿章见多识广,让他来想办法。1890年十月初五日,北京来电,对李鸿章称“闻安徽庐州府合肥县江苏候补府张新之医学精通”,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请。此刻,为治醇亲王的病,清廷已经到了遍寻名医的地步了。
李鸿章毕竟是谨慎之人,他在遵示发电给南方的同时,也不断向人打听张新之的情况,得到的结果却是“咸称张新之粗读医书,诊病偶效,实未精通”,于是在冀望于张新之“恐无甚把握”的情形下,李鸿章想转而推荐西医,问李经述的意见。
李经述说,西医虽好,但国人对西医的认知大多还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,西医的那一套治疗方式在他们眼中大多得不到认同,何况患者又是满洲贵族中的元老、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?
李鸿章说:“醇亲王对于洋务,对于北洋水师还是很关心的,总归要试一试。”
这场时疫中,清廷的潘祖荫、孙诒经、宝廷、怡亲王等王公大臣先后染疾去世,连张佩纶也患病了。
李经述的妹妹李菊藕哭得像泪人,对李经述叙说张佩纶的病情经过:在疫疠流行之初,张佩纶仍活动如常。但到了十一月十六日,他突然罹患急病:“感冒甚重,头痛、身冷、咳嗽、流涕,终夜不眠。”当晚,他延医诊视并服了一次药。但到了第二天,病情并未好转:“身冷、咳嗽较甚,仍服沈生之药,未敢出门。”十八日,见病仍无起色,结果次日“病未愈,口渴益甚”,这次又请了医士开药方“柴胡汤加减”。
柴胡本是治疗感冒之良药,但没想到张佩纶服药之后,“夜大作渴,病甚”。在同一时期,张佩纶的母亲也病了,母亲与余病同,尚未见好,万分焦灼。
李经述便推荐英国医生伊尔文给张佩纶母子治疗,李鸿章表示同意,不久,张佩纶母子劫后余生。
李鸿章见西医确实有效,便决定尽力而为,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:“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,应手奏效。与言胃口不开,大便秘结之症,渠愿亲往看视缘由,不用峻剂,必能设法调和。”
李经述心想,醇亲王要是活着,或许以后满清覆亡的历史会改写,劝李鸿章不要救醇亲王:“有些天命,是难以改变的。”
果然如李经述所料,李鸿章的提议被清廷婉拒了——十月十二日,醇王府来电报:“王爷谕候福绥,并道谢。洋医入府向无成案,恐启惊疑,俟拟张医能否来京查复,再酌洋医行止。”
此后,李鸿章又发电坚持洋医就诊,然而十月二十一日,醇王府来电报彻底断绝了李鸿章的提议:“老爷谕谢电。拟俟张来诊数天效否再酌。”
李鸿章气得直呼:“愚蠢!庸医误国!保守思想误国!”
后来,“江苏候补府”张新之应邀为醇王进行诊疗,结果醇亲王医治无效,于1890年11月病逝。保守愚昧的清廷就这样失去了一位重臣,朝廷下旨,朝廷三品以上官员,在十二月十二日午刻到醇邸府候户部各堂公祭。
李经述心想,醇亲王病逝,清廷的权力格局,将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,昏庸腐败的******上位,那么推翻满清、驱除鞑虏的机会,很快就会到来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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醇亲王的病,源于18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俄罗斯大流感,这场流感夺走了约100万人的生命。在1889年夏天,沙俄帝国贫穷的中亚城市布哈拉就爆发了严重的流感疫情。当时俄国刚建成长达900英里的跨里海铁路。受流感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5岁到40岁之间的人群,其次是老人。老人们也许从19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中获得了一些免疫能力。儿童和婴儿由于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,受到的冲击最小。
到1889年10月份,瘟疫扩散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,然后进入波兰,沿公路、铁路和河流蔓延到芬兰、匈牙利、德国与奥地利。在西欧,这场疫情被称为“俄国流感”。在欧洲,1889年到1890年流行的俄罗斯流感被认为是19世纪流行病中最大的“杀手”,当时欧洲已经铺设了密集的铁路网,1889年已经有超过12万英里铁路线连接欧洲各大城市。
1889年到1890年间,死于支气管炎、肺结核、伤寒的伦敦市民明显增多,仅1890年1月,伦敦大都会警察队伍中就有1660人死于流感。在巴黎,平均每10000人中有25个死于流感;里斯本每10000人中有16人死于流感。苏格兰的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数据显示,1890年入院的140名忧郁症患者同时受到流感“毒素”折磨。流感还造成人们“暂时性精神错乱”,1890年的欧洲,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大幅度上升。
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,准许患流感的人在教会克己守身的四旬期内,节欲方面可以特免。然而,在欧美,舆论反对强制隔离,很多人把这看成是小病。在爱丁堡,尽管推出了隔离医院,但没有一名病人入住。
很多历史名人都死于这场大流感,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卧病在床。在俄国,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艰难地从流感中恢复过来。死于这场大流感的名人还包括英国诗人罗伯特·勃朗宁、阿尔弗雷德·丁尼生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·维克托王子,他是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。
1890年1月,流感穿过美国中西部进入加拿大。与此同时,流感通过地中海进入北非,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港口蔓延至南非、南美、日本、美国西海岸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及印尼、中国。
俄国官方的报纸,无耻宣布这场流感是一种瘴气,而且含瘟疫的微风是从中国飘入,因为此前中国黄河发洪水以及大旱灾,多达200万人死亡,俄国人称之为“中国伤风”。法国人和俄国人也沆瀣一气,一个流行的来自法国的理论声称,“中国伤风”被生活在污秽和肮脏环境下的俄国农民转化成了流感。
李经述当时在天津兵营里练新军,看到这种败坏中国形象的谬论,很是气愤,他利用龙兴集团的资源,从英国和美国请了医师团队赶到天津考察,来驳斥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论调,另外,更重要的是帮助李鸿章控制直隶的疫情。
当年夏秋间,京津一带就有时疫,但这并没有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。李鸿章对李经述说:“为父也听闻夏秋间京津一带传染时症,仓卒有不治者,沴气流行,间年偶见,并非聚集未疫。时气甚多,大抵寒热咳喘,不药即愈。”
李经述说:“没那么简单。孩儿最近看万国公报,上面说近日疫气自俄而西,流行于欧洲各国。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、中华。环一地球,几无一国之境,一种之民,不触是气而成病者。计正月七日疫盛时,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,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,病者一百三十二人。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,可谓多矣。不能不引起重视。一些患病者,最好都送到医院隔离。”
李鸿章问道:“这大疫可有办法治愈?醇亲王可能也染上此病了。为父刚收到醇王府邸致电,王自端午疾作,时发时愈,至七夕骤笃,越日昏瞀,仰蒙慈荫,危而复安。日来服药见效,惟四支又颓,左甚于右,且不禁用心。似由血虚所致,能否令太医略加补血之品,或更见功。”
李经述说:“流感跟气虚血虚关系不大。我听闻西医有利用血清注射治疗疾病的方法,人们可以用患病而痊愈者的免疫血清来预防和治疗传染病人。”
李鸿章摇摇头,说:“万不得已,醇亲王不会用西医。”
果不出李鸿章所料,醇亲王当年六月虚汗时作,精神疲倦,等到七月初八,每天眩晕数刻。醇亲王的病此后一直有反复,在久治不愈的情况下,当时名医凌绂曾九月奉电旨入京,参与抢救醇亲王的。不过,凌绂曾的治疗效果,并不理想。
醇亲王也急坏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,他们最后还是觉得李鸿章见多识广,让他来想办法。1890年十月初五日,北京来电,对李鸿章称“闻安徽庐州府合肥县江苏候补府张新之医学精通”,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请。此刻,为治醇亲王的病,清廷已经到了遍寻名医的地步了。
李鸿章毕竟是谨慎之人,他在遵示发电给南方的同时,也不断向人打听张新之的情况,得到的结果却是“咸称张新之粗读医书,诊病偶效,实未精通”,于是在冀望于张新之“恐无甚把握”的情形下,李鸿章想转而推荐西医,问李经述的意见。
李经述说,西医虽好,但国人对西医的认知大多还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,西医的那一套治疗方式在他们眼中大多得不到认同,何况患者又是满洲贵族中的元老、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?
李鸿章说:“醇亲王对于洋务,对于北洋水师还是很关心的,总归要试一试。”
这场时疫中,清廷的潘祖荫、孙诒经、宝廷、怡亲王等王公大臣先后染疾去世,连张佩纶也患病了。
李经述的妹妹李菊藕哭得像泪人,对李经述叙说张佩纶的病情经过:在疫疠流行之初,张佩纶仍活动如常。但到了十一月十六日,他突然罹患急病:“感冒甚重,头痛、身冷、咳嗽、流涕,终夜不眠。”当晚,他延医诊视并服了一次药。但到了第二天,病情并未好转:“身冷、咳嗽较甚,仍服沈生之药,未敢出门。”十八日,见病仍无起色,结果次日“病未愈,口渴益甚”,这次又请了医士开药方“柴胡汤加减”。
柴胡本是治疗感冒之良药,但没想到张佩纶服药之后,“夜大作渴,病甚”。在同一时期,张佩纶的母亲也病了,母亲与余病同,尚未见好,万分焦灼。
李经述便推荐英国医生伊尔文给张佩纶母子治疗,李鸿章表示同意,不久,张佩纶母子劫后余生。
李鸿章见西医确实有效,便决定尽力而为,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:“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,应手奏效。与言胃口不开,大便秘结之症,渠愿亲往看视缘由,不用峻剂,必能设法调和。”
李经述心想,醇亲王要是活着,或许以后满清覆亡的历史会改写,劝李鸿章不要救醇亲王:“有些天命,是难以改变的。”
果然如李经述所料,李鸿章的提议被清廷婉拒了——十月十二日,醇王府来电报:“王爷谕候福绥,并道谢。洋医入府向无成案,恐启惊疑,俟拟张医能否来京查复,再酌洋医行止。”
此后,李鸿章又发电坚持洋医就诊,然而十月二十一日,醇王府来电报彻底断绝了李鸿章的提议:“老爷谕谢电。拟俟张来诊数天效否再酌。”
李鸿章气得直呼:“愚蠢!庸医误国!保守思想误国!”
后来,“江苏候补府”张新之应邀为醇王进行诊疗,结果醇亲王医治无效,于1890年11月病逝。保守愚昧的清廷就这样失去了一位重臣,朝廷下旨,朝廷三品以上官员,在十二月十二日午刻到醇邸府候户部各堂公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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