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章 从卑微到伟大
第二日,李经述和容雪便离开了华盛顿,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。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名校,早在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,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还长,目的在于造就优秀得殖民地统治者,令人唏嘘不已的是,哥伦比亚大学培养的却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掘墓人——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,恰恰是美国**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,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、财政部长的大人物,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,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“建国之父”。
哥伦比亚大学最早建在华尔街附近,那个地方临近纽约的金融区和市政府,到了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。后来学校扩大招生,校址就向纽约上城推移到了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;到了1897年,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百老汇116街的今址。
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,除了李经述和容雪都曾在这里学习,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还发生了一件奇闻:来自中国广东的贫穷华工丁龙,终生未婚,省吃俭用,将一生积蓄一万二千美元,捐献给了哥大,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系。这是一笔巨款,当时1美元能买到1克多的黄金。丁龙的理由,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华文明,他想以卑微之身,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互相理解。
外交总长伍廷芳,曾任驻美公使,听说过丁龙的故事,他在总统访问哥大前对李经述介绍说:“丁龙算不上读书人,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。但是卑微如他,却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他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,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,帮助丁龙完成了心愿。而这个汉学系,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。”
李经述到了哥大,校方热烈欢迎。哥大特意安排了丁龙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向李经述夫妇介绍丁龙。
卡本蒂埃表示深感荣幸,介绍说:“很荣幸我也是哥大的学生。当时我给我们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·洛写信,说五十多年以来,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。这笔钱随信奉上。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哥大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、文学、宗教和法律的系;并请求以‘’为之命名。”
李经述问卡本蒂埃:“丁龙的个人品格怎么样?”
卡本蒂埃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、品性和高贵的人格,当众回答说:“我觉得他是一个异教徒,正像苏格拉底、留克利希阿斯、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。这是一个罕有的,表里一致、中庸有度、虑事周全、勇敢且仁慈的人;谨谨慎慎,克勤克俭。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,他是孔夫子的信徒;在行为上,他像一个清教徒;在信仰上,他是一个佛教徒;但在性格上,他则像一个基督徒。”
李经述对丁龙的故事也很感动,他还接受了哥大校方的邀请,对哥伦比亚的数百位师生作了一场现场演讲,主题就是“从卑微到伟大”。
李经述面带微笑,声音洪亮,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:“我刚听了丁龙的故事,乍一看上去,有些不可能、不可信和不可知。像是神话,却是现实。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,但人的意志不死。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。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武训,他和丁龙做的事情差不多。武训这个人,对在座的各位来说,是一位遥远的东方人,但在现在的中华帝国,他是妇孺皆知的君子!”
李经述便讲起了武训行乞兴办免费学校的故事。
武训先生是山东省堂邑县武庄人,行乞三十八年,建起三处义学,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,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,被誉为“千古奇丐”。
1859年,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“伟大”计划,到各地去行乞集资兴学。他头发脏乱,面目污黑,烂衣遮体,足迹却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,他就设法卖掉换钱。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,只吃最粗劣的食物,边吃还边唱:“吃杂物,能当饭,省钱修个义学院。”。他有时还像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、刀破头、扛大鼎等节目,甚至吃毛虫蛇蝎、吞石头瓦砾,以取赏钱。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,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,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,以获得别人的施舍。
经过多年的辛劳,武训终于积少成多,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。由于他居无定所,钱款无处存放,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。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,为人正直,名声很好。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,于是跑到杨府求见。由于他是乞丐,主人拒而不见,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,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。武训把乞讨积钱、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,杨举人大为感叹。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,并且助他办学。
二十八年后,在武训49岁时,他已置田230亩,积资3800余吊。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,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,杨举人说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武七应先娶妻生子,武七唱道:“不娶妻,不生子,修个义学才无私。”
在1888年,武训花钱4000余吊,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,取名“崇贤义塾”。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,在这三十年里,他受尽苦难,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。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、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,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。当年招生约50余名,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,学费全免,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。每逢开学第一天时,武七都要先拜老师,次拜学生,这种仪式持续多年。每次置宴招待老师,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,而自己则站立门外,专候磕头进菜,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。平时,他常来义塾探视,对勤于教课的老师,他叩跪感谢;对一时懒惰的老师,他跪求警觉。
就这样,武训一生兴办三所学校。他一心一意兴办义学,为免妻室之累,他一生不娶妻、不置家。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,他唱道:“不顾亲,不顾故,义学我修好几处。”
最后,李经述说:“中国人民是善良的。武训和丁龙,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。他属于千万中国人中之每一个人。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人告戒,‘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,因为整个世界都不会忘记’,但是,我们更不要怕自己的渺小,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,瞄准高尚事业,有梦想,敢于把梦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,每一个人就都能成为丁龙,成为武训!这一点,不管是在美国,还是中国,都将成为现实,我保证!”
现场的哥大师生刚听了丁龙的事迹,感动不已,又听了武训的故事,对中国人的品行钦佩不已,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羡慕不已。
听完了李经述的演讲,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!
在哥伦比亚大学,李经述随后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·杜威。李经述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,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。
杜威1884年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,到1904年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了。李经述和杜威的会见,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。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,很普通,也就二十几平方米,两人进行了闭门交谈。
李经述谦虚地向杜威请教:“杜教授,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,你怎么看?”
杜威笑着说:“其实,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。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,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。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,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。一个民族、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,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、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。”
李经述笑道:“你的意思是说批评和批判不一样?”
“那当然!”杜威回答说:“批判,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,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,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,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,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,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。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。”
李经述问:“什么条件?言论自由?”
“是的。”杜威说:“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、人格和精神**,并且,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!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。实际上不管大总统承认与否,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。达尔文的进化论,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,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,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。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。朝代的延续,社会的更替,感谢上帝,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。无疑,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。”
李经述笑道:“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?再伟大的知识分子,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。而且知识分子身上,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负情绪。”
杜威对李经述对知识分子的洞察颇为吃惊,点点头说:“我刚才确实夸大了批判精神的意义,但批判,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武器,实在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。批判所要面对的,既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,又有愚昧的被统治者。前者掌握生杀大权,后者有潮水般的守旧思维,也会杀人。批判者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的劣根性,人类的劣根性实在不少,无知,嫉妒,自私……有时候先知者往往会被石头砸死。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,是羊群的聚居地;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,注定要落后挨打。”
李经述听了,很赞同杜威的意见,他觉得美国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东西,比如就像批判精神,值得中国好好学习,他也开始考虑中华文明革新的大问题。他想,必须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新文明的一部分。
访问完哥伦比亚大学,李经述还在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,为回国以后的改革做准备。李经述去了很多美国大公司,比如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孚石油公司,福特汽车公司等,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输油管道,车间流水线上一台台待整装的汽车,让李经述大为震惊,他强烈意识到:现代的工业,每一颗螺丝钉,每一条流水线,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,而且,工业体系,还真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在脑子能空想出来的,必须强调真抓实干的精神。
这一路考察,李经述对比中美文明,他发现了中华文明到现代社会的重大缺陷:由于传统儒家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,几部道德说教的经典书籍,如四书五经,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书籍。而人们的现代生活,却往往最需要法律、经济、文明政治来调和各种利益,这时,传统思想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经济的抽象玄思。也就是说,中国传统文明,不是从现实中来的,而是从所谓的圣人的脑子中构建的。简单地说,中国人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社会,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,包括经济行为,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道德社会,然而这个道德社会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,最终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与现实矛盾,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开规则(常以公开的合同或法律形式表现),最后伪君子盛行。而美国人恰恰相反,美国人务实,人们发现是现实的经济而不是思想引领社会,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,经济活动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,整个美国文化便是从现实的利益规范中来的,是法治文化,美国人都讲公开的规则,而道德在个人领域被极大压缩,最后反而是美国文化,从实际出发,有一种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。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,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,大放异彩!
回国后,李经述便命人将这次考察的见闻和感想全部记录下来,在全民展开热烈讨论,对国人进行思想解放,为中华帝国下一步的深入改革做准备。
就在李经述回国后的一个月,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海域扣押了一艘中国商船,这艘船当时运送纱布前往德国。英国人虽然早从《纽约时报》中得知了中美强硬的联合声明,但傲慢的丘吉尔认为,中国人此时绝对不敢对大英帝国和协约国开战。
李经述得知后大怒,让外交总长伍廷芳知会美国后,马上召集段祺瑞、袁世凯、刘步蟾、邓世昌等高级将领开会,决定给英国人以沉重的教训,以武力来维护中国的贸易自由!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sb17.cc。17书吧手机版:https://m.sb17.cc
哥伦比亚大学最早建在华尔街附近,那个地方临近纽约的金融区和市政府,到了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。后来学校扩大招生,校址就向纽约上城推移到了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;到了1897年,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百老汇116街的今址。
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,除了李经述和容雪都曾在这里学习,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还发生了一件奇闻:来自中国广东的贫穷华工丁龙,终生未婚,省吃俭用,将一生积蓄一万二千美元,捐献给了哥大,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系。这是一笔巨款,当时1美元能买到1克多的黄金。丁龙的理由,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华文明,他想以卑微之身,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互相理解。
外交总长伍廷芳,曾任驻美公使,听说过丁龙的故事,他在总统访问哥大前对李经述介绍说:“丁龙算不上读书人,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。但是卑微如他,却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他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,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,帮助丁龙完成了心愿。而这个汉学系,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。”
李经述到了哥大,校方热烈欢迎。哥大特意安排了丁龙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向李经述夫妇介绍丁龙。
卡本蒂埃表示深感荣幸,介绍说:“很荣幸我也是哥大的学生。当时我给我们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·洛写信,说五十多年以来,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。这笔钱随信奉上。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哥大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、文学、宗教和法律的系;并请求以‘’为之命名。”
李经述问卡本蒂埃:“丁龙的个人品格怎么样?”
卡本蒂埃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、品性和高贵的人格,当众回答说:“我觉得他是一个异教徒,正像苏格拉底、留克利希阿斯、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。这是一个罕有的,表里一致、中庸有度、虑事周全、勇敢且仁慈的人;谨谨慎慎,克勤克俭。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,他是孔夫子的信徒;在行为上,他像一个清教徒;在信仰上,他是一个佛教徒;但在性格上,他则像一个基督徒。”
李经述对丁龙的故事也很感动,他还接受了哥大校方的邀请,对哥伦比亚的数百位师生作了一场现场演讲,主题就是“从卑微到伟大”。
李经述面带微笑,声音洪亮,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:“我刚听了丁龙的故事,乍一看上去,有些不可能、不可信和不可知。像是神话,却是现实。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,但人的意志不死。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。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武训,他和丁龙做的事情差不多。武训这个人,对在座的各位来说,是一位遥远的东方人,但在现在的中华帝国,他是妇孺皆知的君子!”
李经述便讲起了武训行乞兴办免费学校的故事。
武训先生是山东省堂邑县武庄人,行乞三十八年,建起三处义学,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,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,被誉为“千古奇丐”。
1859年,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“伟大”计划,到各地去行乞集资兴学。他头发脏乱,面目污黑,烂衣遮体,足迹却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,他就设法卖掉换钱。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,只吃最粗劣的食物,边吃还边唱:“吃杂物,能当饭,省钱修个义学院。”。他有时还像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、刀破头、扛大鼎等节目,甚至吃毛虫蛇蝎、吞石头瓦砾,以取赏钱。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,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,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,以获得别人的施舍。
经过多年的辛劳,武训终于积少成多,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。由于他居无定所,钱款无处存放,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。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,为人正直,名声很好。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,于是跑到杨府求见。由于他是乞丐,主人拒而不见,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,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。武训把乞讨积钱、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,杨举人大为感叹。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,并且助他办学。
二十八年后,在武训49岁时,他已置田230亩,积资3800余吊。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,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,杨举人说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武七应先娶妻生子,武七唱道:“不娶妻,不生子,修个义学才无私。”
在1888年,武训花钱4000余吊,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,取名“崇贤义塾”。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,在这三十年里,他受尽苦难,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。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、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,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。当年招生约50余名,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,学费全免,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。每逢开学第一天时,武七都要先拜老师,次拜学生,这种仪式持续多年。每次置宴招待老师,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,而自己则站立门外,专候磕头进菜,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。平时,他常来义塾探视,对勤于教课的老师,他叩跪感谢;对一时懒惰的老师,他跪求警觉。
就这样,武训一生兴办三所学校。他一心一意兴办义学,为免妻室之累,他一生不娶妻、不置家。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,他唱道:“不顾亲,不顾故,义学我修好几处。”
最后,李经述说:“中国人民是善良的。武训和丁龙,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。他属于千万中国人中之每一个人。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人告戒,‘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,因为整个世界都不会忘记’,但是,我们更不要怕自己的渺小,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,瞄准高尚事业,有梦想,敢于把梦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,每一个人就都能成为丁龙,成为武训!这一点,不管是在美国,还是中国,都将成为现实,我保证!”
现场的哥大师生刚听了丁龙的事迹,感动不已,又听了武训的故事,对中国人的品行钦佩不已,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羡慕不已。
听完了李经述的演讲,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!
在哥伦比亚大学,李经述随后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·杜威。李经述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,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。
杜威1884年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,到1904年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了。李经述和杜威的会见,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。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,很普通,也就二十几平方米,两人进行了闭门交谈。
李经述谦虚地向杜威请教:“杜教授,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,你怎么看?”
杜威笑着说:“其实,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。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,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。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,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。一个民族、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,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、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。”
李经述笑道:“你的意思是说批评和批判不一样?”
“那当然!”杜威回答说:“批判,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,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,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,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,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,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。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。”
李经述问:“什么条件?言论自由?”
“是的。”杜威说:“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、人格和精神**,并且,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!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。实际上不管大总统承认与否,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。达尔文的进化论,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,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,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。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。朝代的延续,社会的更替,感谢上帝,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。无疑,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。”
李经述笑道:“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?再伟大的知识分子,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。而且知识分子身上,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负情绪。”
杜威对李经述对知识分子的洞察颇为吃惊,点点头说:“我刚才确实夸大了批判精神的意义,但批判,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武器,实在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。批判所要面对的,既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,又有愚昧的被统治者。前者掌握生杀大权,后者有潮水般的守旧思维,也会杀人。批判者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的劣根性,人类的劣根性实在不少,无知,嫉妒,自私……有时候先知者往往会被石头砸死。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,是羊群的聚居地;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,注定要落后挨打。”
李经述听了,很赞同杜威的意见,他觉得美国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东西,比如就像批判精神,值得中国好好学习,他也开始考虑中华文明革新的大问题。他想,必须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新文明的一部分。
访问完哥伦比亚大学,李经述还在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,为回国以后的改革做准备。李经述去了很多美国大公司,比如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孚石油公司,福特汽车公司等,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输油管道,车间流水线上一台台待整装的汽车,让李经述大为震惊,他强烈意识到:现代的工业,每一颗螺丝钉,每一条流水线,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,而且,工业体系,还真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在脑子能空想出来的,必须强调真抓实干的精神。
这一路考察,李经述对比中美文明,他发现了中华文明到现代社会的重大缺陷:由于传统儒家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,几部道德说教的经典书籍,如四书五经,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书籍。而人们的现代生活,却往往最需要法律、经济、文明政治来调和各种利益,这时,传统思想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经济的抽象玄思。也就是说,中国传统文明,不是从现实中来的,而是从所谓的圣人的脑子中构建的。简单地说,中国人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社会,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,包括经济行为,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道德社会,然而这个道德社会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,最终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与现实矛盾,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开规则(常以公开的合同或法律形式表现),最后伪君子盛行。而美国人恰恰相反,美国人务实,人们发现是现实的经济而不是思想引领社会,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,经济活动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,整个美国文化便是从现实的利益规范中来的,是法治文化,美国人都讲公开的规则,而道德在个人领域被极大压缩,最后反而是美国文化,从实际出发,有一种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。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,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,大放异彩!
回国后,李经述便命人将这次考察的见闻和感想全部记录下来,在全民展开热烈讨论,对国人进行思想解放,为中华帝国下一步的深入改革做准备。
就在李经述回国后的一个月,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海域扣押了一艘中国商船,这艘船当时运送纱布前往德国。英国人虽然早从《纽约时报》中得知了中美强硬的联合声明,但傲慢的丘吉尔认为,中国人此时绝对不敢对大英帝国和协约国开战。
李经述得知后大怒,让外交总长伍廷芳知会美国后,马上召集段祺瑞、袁世凯、刘步蟾、邓世昌等高级将领开会,决定给英国人以沉重的教训,以武力来维护中国的贸易自由!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sb17.cc。17书吧手机版:https://m.sb17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