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 山东新政
平息了山东的拳匪之乱,李经述毕竟还年轻,他对于如何当好山东一省之巡抚没有经验,便经常向李鸿章请教,李鸿章告诫他:“做一个长官,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,整顿吏治,只有这样,才能够举措适当,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,那就成了一个瞎子,哪有不做错事的?”
于是,李经述开始下令在山东全省整顿吏治,他饬令各道府州县将所得陋规一律交公,酌给公费,以杜绝受贿,防止官吏贪污;设立官吏考验处,考核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;设立调查处,关注报纸舆۰论,了解官员政绩;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,以开“官智”,培养新政人才。
同时,李经述开始振兴实业,在山东设立山东工艺总局,作为振兴山东实业的政府机关,劝导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各种实业,还创办了工艺学堂等,培养技术人才,在济南设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,从美国购置农业机械,并聘请外人指导种植,又附设农业学堂,教授桑蚕种植和糖酒制造。
然后,李经述便上奏光绪皇帝,在山东开办山东大学堂,并组织李缇摩太等人起草了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。李经述在奏折中写道:“国势之强弱,视乎人才,人才之盛衰,原于学校。诚以人才者,立国之本,而学校者,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。以今日世变之殷,时艰之亟,将于得人以佐治,必须兴学以培材。”
李经述奏请先在山东省城设立大学堂,分斋督课,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,正斋相当于中学,备斋相当于小学。因为有李鸿章的大力支持,李经述上奏十二天之后,光绪皇帝朱批:“朕知道了。政务处及各该衙门知道。单并发。”
李经述在山东巡抚的位子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山东大学堂由他一手创办起来,李经述上奏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,一并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,分为学堂办法、学堂条规、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四章,共计96节,一万四千多字,为后来山东大学堂的创办规划了蓝图。
为了创办山东大学堂,那些天的晚上李经述的书房灯火通明,李缇摩太、梁启超等人围坐在一起,热烈地讨论。这样忙碌的场面已经持续很久了。
不久,李缇摩太还给李经述推荐了一个叫赫士的美国传教士。赫士1882年来到中国,一直在山东传教,1883年起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。登州文会馆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,位于山东登州,也就是今天的烟台蓬莱市。登州文会馆采用的是现代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。
李缇摩太与赫士私交甚密,深知登州文会馆的教育体制在当时十分先进,当光绪皇帝关于书院改学堂的谕旨发布之后,李缇摩太便恳请赫士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。不久,赫士率领文会馆七名教习来到济南,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、条规,采用文会馆的课本、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,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,为李经述起草了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。
李经述对赫士等人没有偏见,反而大力支持。1892年秋,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:山东大学堂,成为参照现代教育体制建成的又一座新式学堂。根据章程,学堂招收了第一批新生300多名,分专斋、正斋、备斋。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,学习浅近知识;正斋,相当于中学堂,学习基础学科;专斋,相当于大学堂,学习专门学科。
李经述找济南乡绅和商户筹款,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,按照专斋每月四两、正斋每月二两、备斋每月一两发放。初创的山东大学堂,李经述任命李缇摩太为总办,相当于校长,总理学堂一切事务;任命赫士为总教习,总理择聘教习人员和核定课程,相当于教务长;任命梁启超为监督员,负责督饬学生。
山东大学堂的创办,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。当时,全国各地多是书院。中国的书院,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,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、研究学问的场所。最初,书院为民办的学馆,原由富室、学者自行筹款,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,或置学田收租,以充经费。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,发展于宋代。清代乾隆年间,官立书院剧增,但由于科举考试是追求仕途的重要手段,使得读书人趋之若鹜,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八股文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科举预备学校,书院与科举制度共生、共存、共兴。
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发展,科举制度也发生改变了。1888年,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,准设算学科取士,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。后来,光绪皇帝又接受了李经述的建议,以时务策命题,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。1892年的学堂,对西学并不排斥,光绪皇帝接到李经述的奏折,通饬各省要求参照办理的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,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学章程,为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树立了生动的范标,催生了全国各地新式大学堂的诞生。
开办山东大学堂后,李经述开始筹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队伍,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新军里面抽调,因为新军纪律好,便于管理。山东警察总局组建时有三千人,从此以后,警察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中国人的城市生活。
李经述思来想去,这个山东警察局长的位置,还是由一身正气的谭嗣同来担任比较好。谭嗣同也果然没有辜负李经述的期望,不到三个月,一支有着拘留所、备差所等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,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,以防患未然,排解纠纷而作,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、朴实,举止端方,做事严正,保卫民众,不索银子。
为了让警察更专业,李经述开办巡警学堂,把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,设南、北巡警局,同年冬又设立巡警学堂。后来,又增添马巡(骑马的警察)、河巡(水上警察)、暗巡(便衣警察),将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和铁路,建立全省警察网。谭嗣同制订了严格的警察管理制度,作为李经述的新政办其他措施,稳定社会秩序,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仅用了半年时间,济南就被纽约时报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之一,经过李经述和谭嗣同的铁腕治理,在一年之后,山东各处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,在济南、泰安等地更是出现了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。
至于朱红灯那些由大刀会招安来的数百“协警”,李经述将他们编成了城管大队,朱红灯就成了济南的城管队长。
朱红灯不解城管的职责,加上没什么事干,他和大刀会的二当家刘士端一起去找李经述,见面问道:“现在民众有麻烦事,遇到小偷小摸,都知道找警察,我们城管做什么?管理街头那些小贩?”
“放屁!”李经述道:“那些街头的小贩,都是自食其力的良民,不偷不抢,要你们管做什么?本官另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。”
朱红灯一听李经述有重要任务,连忙问:“大人有何吩咐,我们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李经述没有多说什么,叫人拿来笔墨,对大刀会的二当家刘士端道:“这些事很繁琐,你写下来,省的你们城管记不住。”
“遵命!巡抚大人!”刘士端手拿稳了毛笔,蘸墨之后,铺好宣纸,等候李经述吩咐。
李经述略加思索,让城管干什么好呢?忽然,他灵机一动,心里有了主意,道:“采买木牌一百块,请人雕刻一些字上去,记住,字上要刷红漆,放到大街的醒目位置。”
刘士端忍不住问道:“不知雕刻什么字?”
李经述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准随地便溺、不准随地吐痰、不准随意丢垃圾、不准大声喧哗……”
李经述板着手指头一连说了七八个不准,刘士端听的头大如斗,耐着心记下,却忍不住抬头道:“巡抚大人,这就要我们城管要做的事?”
李经述点点头,道:“是的。事情虽小,但是事关济南和新政的脸面,好好去办吧。”
第二天,济南街头便出现了许多怪现象,老百姓纷纷凑起来看热闹,比如满大街铺天盖地的各种“不准”红漆木牌,紧接着平时出现得并不多的城管们一个个搬着矮凳盯着木牌子,这木牌子上用鲜红的红漆写着“随意便溺者罚钱十文钱”等大字,很是醒目。
不过,刘士端的眼睛忍不住向十几丈外一处尘土飞扬的工地看去,脸色很不好,忍不住对朱红灯抱怨道:“好端端的,还要咱们城管拿钱修公用茅房,哎,在街头修这么多公用茅房,人有三急,就都去茅房里了,咱们到哪儿罚钱去,巡抚大人也……”
朱红灯见刘士端不满,立即呵斥他道:“巡抚大人那可不是凡人,他法外开恩,我们才能吃上官粮,他怎么说,咱们就怎么做,休要牢骚。”
朱红灯等人任劳任怨,不到三个月,整个济南城悄然发生变化,街旁的臭水沟有城管开始疏通,道路上也刷了一层白漆,将整条道路一分为二,马车和行人各走一边。街头也无人随地便溺,沿途又修了公用茅房,街道上有城管清扫,一下子,街道干净了许多。
看到济南城面貌焕然一新,李经述心里大为高兴,这城管看起来倒不是百无一用,关键是用对地方,于是下令嘉奖朱红灯等人。
因为各方面都如鱼得水,李经述主政的山东面貌大变。他甚至跟盛宣怀兴办的中国铁路公司合作,修筑了济南到天津的铁路,仅用七十多天就完成铺轨工程,并颁布了《民法条例》和《商法条例》。山东一时人才鼎盛、财赋称饶,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之一。加上《申报》、《华报》等报纸的鼓吹,李经述一时成为了大清国炙手可热的“政治明星”,名气甚至超过了主办洋务多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。
就在李经述在山东的改革稳步推进时,李鸿章发来加急电报,让李经述马上赶回天津。李经述意识到可能朝中局势又有大变,便连夜赶回天津。
这一次在书房,李鸿章告诉李经述两个极坏的消息。李鸿章先说了第一个坏消息:“三天前的早朝,翁同龢上奏皇上,黄河在郑州决口,户部奉旨先行垫拨银四百万两,后又续拨四百万两,若加上其他费用,共耗银九百余万两,查各省购买西洋军械存积甚多,铁甲快船,新式炮台,岁需经费以百万计,故奏请停购外洋军火两年,皇上准奏了。”
“什么?停购外洋军火两年?”虽然这消息在李经述的预料之中,但没想到坏消息来得这么快,当时军舰和火枪洋炮的技术更新很快,一旦两年不买军舰和枪炮,后果很严重,李经述问李鸿章:“这事西太后可知?”
李鸿章道:“太后如今关心的是万寿庆典,关心的是扩建颐和园的工程,颐和园里要新建佛堂和人工湖,她还放出话来,谁让她不高兴一阵子,她就要让谁不高兴一辈子,所以翁同龢百方撙节开支,这两项工程不敢停,太后也就自然批准了此议。”
李经述说:“看来翁同龢不除,中国永无宁日呀。还有一个坏消息呢?”
李鸿章道:“最近你在山东主持新政,备受朝野瞩目和太后赏识,翁同龢眼红了,他怂恿皇上加快变法维新步伐,推出全国性改革措施。据说,有一位广东举人叫康有为,通过珍妃的表兄介绍,入了翁同龢的幕僚,正在积极筹划此事!翁同龢在朝堂中说,只要按照他的改革方案,中国三年即可富强,而我们跟皇上说要三十年,所以皇上对他的维新变法方案颇为心动!”
“康有为?”李经述大吃一惊,道:“此人以前曾来找过学生,历陈变法之道,说得天花乱坠,实际上他是半桶水,食洋不化,那一套托古改制荒谬之极,皇上怎么轻信他们画饼充饥?”
李鸿章说:“皇上现在年轻气盛,处处受制于太后,当然急于求成。”
李经述“哦”一声,心想历史上该来的血雨腥风还是要来呀,便对李鸿章道:“康有为和翁同龢联起手来搞维新变法,对我们倒未必是坏消息,翁同龢这老贼马上就会再次告老还乡,北洋水师无忧矣。”
李鸿章问道:“此话怎讲?”
李经述低声说:“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‘自作孽,不可活’,他们急于求成,肯定会触怒太后,他们这是在找死!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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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息了山东的拳匪之乱,李经述毕竟还年轻,他对于如何当好山东一省之巡抚没有经验,便经常向李鸿章请教,李鸿章告诫他:“做一个长官,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,整顿吏治,只有这样,才能够举措适当,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,那就成了一个瞎子,哪有不做错事的?”
于是,李经述开始下令在山东全省整顿吏治,他饬令各道府州县将所得陋规一律交公,酌给公费,以杜绝受贿,防止官吏贪污;设立官吏考验处,考核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;设立调查处,关注报纸舆۰论,了解官员政绩;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,以开“官智”,培养新政人才。
同时,李经述开始振兴实业,在山东设立山东工艺总局,作为振兴山东实业的政府机关,劝导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各种实业,还创办了工艺学堂等,培养技术人才,在济南设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,从美国购置农业机械,并聘请外人指导种植,又附设农业学堂,教授桑蚕种植和糖酒制造。
然后,李经述便上奏光绪皇帝,在山东开办山东大学堂,并组织李缇摩太等人起草了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。李经述在奏折中写道:“国势之强弱,视乎人才,人才之盛衰,原于学校。诚以人才者,立国之本,而学校者,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。以今日世变之殷,时艰之亟,将于得人以佐治,必须兴学以培材。”
李经述奏请先在山东省城设立大学堂,分斋督课,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,正斋相当于中学,备斋相当于小学。因为有李鸿章的大力支持,李经述上奏十二天之后,光绪皇帝朱批:“朕知道了。政务处及各该衙门知道。单并发。”
李经述在山东巡抚的位子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山东大学堂由他一手创办起来,李经述上奏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,一并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,分为学堂办法、学堂条规、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四章,共计96节,一万四千多字,为后来山东大学堂的创办规划了蓝图。
为了创办山东大学堂,那些天的晚上李经述的书房灯火通明,李缇摩太、梁启超等人围坐在一起,热烈地讨论。这样忙碌的场面已经持续很久了。
不久,李缇摩太还给李经述推荐了一个叫赫士的美国传教士。赫士1882年来到中国,一直在山东传教,1883年起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。登州文会馆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,位于山东登州,也就是今天的烟台蓬莱市。登州文会馆采用的是现代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。
李缇摩太与赫士私交甚密,深知登州文会馆的教育体制在当时十分先进,当光绪皇帝关于书院改学堂的谕旨发布之后,李缇摩太便恳请赫士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。不久,赫士率领文会馆七名教习来到济南,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、条规,采用文会馆的课本、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,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,为李经述起草了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。
李经述对赫士等人没有偏见,反而大力支持。1892年秋,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:山东大学堂,成为参照现代教育体制建成的又一座新式学堂。根据章程,学堂招收了第一批新生300多名,分专斋、正斋、备斋。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,学习浅近知识;正斋,相当于中学堂,学习基础学科;专斋,相当于大学堂,学习专门学科。
李经述找济南乡绅和商户筹款,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,按照专斋每月四两、正斋每月二两、备斋每月一两发放。初创的山东大学堂,李经述任命李缇摩太为总办,相当于校长,总理学堂一切事务;任命赫士为总教习,总理择聘教习人员和核定课程,相当于教务长;任命梁启超为监督员,负责督饬学生。
山东大学堂的创办,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。当时,全国各地多是书院。中国的书院,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,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、研究学问的场所。最初,书院为民办的学馆,原由富室、学者自行筹款,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,或置学田收租,以充经费。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,发展于宋代。清代乾隆年间,官立书院剧增,但由于科举考试是追求仕途的重要手段,使得读书人趋之若鹜,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八股文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科举预备学校,书院与科举制度共生、共存、共兴。
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发展,科举制度也发生改变了。1888年,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,准设算学科取士,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。后来,光绪皇帝又接受了李经述的建议,以时务策命题,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。1892年的学堂,对西学并不排斥,光绪皇帝接到李经述的奏折,通饬各省要求参照办理的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,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学章程,为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树立了生动的范标,催生了全国各地新式大学堂的诞生。
开办山东大学堂后,李经述开始筹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队伍,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新军里面抽调,因为新军纪律好,便于管理。山东警察总局组建时有三千人,从此以后,警察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中国人的城市生活。
李经述思来想去,这个山东警察局长的位置,还是由一身正气的谭嗣同来担任比较好。谭嗣同也果然没有辜负李经述的期望,不到三个月,一支有着拘留所、备差所等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,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,以防患未然,排解纠纷而作,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、朴实,举止端方,做事严正,保卫民众,不索银子。
为了让警察更专业,李经述开办巡警学堂,把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,设南、北巡警局,同年冬又设立巡警学堂。后来,又增添马巡(骑马的警察)、河巡(水上警察)、暗巡(便衣警察),将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和铁路,建立全省警察网。谭嗣同制订了严格的警察管理制度,作为李经述的新政办其他措施,稳定社会秩序,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仅用了半年时间,济南就被纽约时报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之一,经过李经述和谭嗣同的铁腕治理,在一年之后,山东各处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,在济南、泰安等地更是出现了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。
至于朱红灯那些由大刀会招安来的数百“协警”,李经述将他们编成了城管大队,朱红灯就成了济南的城管队长。
朱红灯不解城管的职责,加上没什么事干,他和大刀会的二当家刘士端一起去找李经述,见面问道:“现在民众有麻烦事,遇到小偷小摸,都知道找警察,我们城管做什么?管理街头那些小贩?”
“放屁!”李经述道:“那些街头的小贩,都是自食其力的良民,不偷不抢,要你们管做什么?本官另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。”
朱红灯一听李经述有重要任务,连忙问:“大人有何吩咐,我们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李经述没有多说什么,叫人拿来笔墨,对大刀会的二当家刘士端道:“这些事很繁琐,你写下来,省的你们城管记不住。”
“遵命!巡抚大人!”刘士端手拿稳了毛笔,蘸墨之后,铺好宣纸,等候李经述吩咐。
李经述略加思索,让城管干什么好呢?忽然,他灵机一动,心里有了主意,道:“采买木牌一百块,请人雕刻一些字上去,记住,字上要刷红漆,放到大街的醒目位置。”
刘士端忍不住问道:“不知雕刻什么字?”
李经述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准随地便溺、不准随地吐痰、不准随意丢垃圾、不准大声喧哗……”
李经述板着手指头一连说了七八个不准,刘士端听的头大如斗,耐着心记下,却忍不住抬头道:“巡抚大人,这就要我们城管要做的事?”
李经述点点头,道:“是的。事情虽小,但是事关济南和新政的脸面,好好去办吧。”
第二天,济南街头便出现了许多怪现象,老百姓纷纷凑起来看热闹,比如满大街铺天盖地的各种“不准”红漆木牌,紧接着平时出现得并不多的城管们一个个搬着矮凳盯着木牌子,这木牌子上用鲜红的红漆写着“随意便溺者罚钱十文钱”等大字,很是醒目。
不过,刘士端的眼睛忍不住向十几丈外一处尘土飞扬的工地看去,脸色很不好,忍不住对朱红灯抱怨道:“好端端的,还要咱们城管拿钱修公用茅房,哎,在街头修这么多公用茅房,人有三急,就都去茅房里了,咱们到哪儿罚钱去,巡抚大人也……”
朱红灯见刘士端不满,立即呵斥他道:“巡抚大人那可不是凡人,他法外开恩,我们才能吃上官粮,他怎么说,咱们就怎么做,休要牢骚。”
朱红灯等人任劳任怨,不到三个月,整个济南城悄然发生变化,街旁的臭水沟有城管开始疏通,道路上也刷了一层白漆,将整条道路一分为二,马车和行人各走一边。街头也无人随地便溺,沿途又修了公用茅房,街道上有城管清扫,一下子,街道干净了许多。
看到济南城面貌焕然一新,李经述心里大为高兴,这城管看起来倒不是百无一用,关键是用对地方,于是下令嘉奖朱红灯等人。
因为各方面都如鱼得水,李经述主政的山东面貌大变。他甚至跟盛宣怀兴办的中国铁路公司合作,修筑了济南到天津的铁路,仅用七十多天就完成铺轨工程,并颁布了《民法条例》和《商法条例》。山东一时人才鼎盛、财赋称饶,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之一。加上《申报》、《华报》等报纸的鼓吹,李经述一时成为了大清国炙手可热的“政治明星”,名气甚至超过了主办洋务多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。
就在李经述在山东的改革稳步推进时,李鸿章发来加急电报,让李经述马上赶回天津。李经述意识到可能朝中局势又有大变,便连夜赶回天津。
这一次在书房,李鸿章告诉李经述两个极坏的消息。李鸿章先说了第一个坏消息:“三天前的早朝,翁同龢上奏皇上,黄河在郑州决口,户部奉旨先行垫拨银四百万两,后又续拨四百万两,若加上其他费用,共耗银九百余万两,查各省购买西洋军械存积甚多,铁甲快船,新式炮台,岁需经费以百万计,故奏请停购外洋军火两年,皇上准奏了。”
“什么?停购外洋军火两年?”虽然这消息在李经述的预料之中,但没想到坏消息来得这么快,当时军舰和火枪洋炮的技术更新很快,一旦两年不买军舰和枪炮,后果很严重,李经述问李鸿章:“这事西太后可知?”
李鸿章道:“太后如今关心的是万寿庆典,关心的是扩建颐和园的工程,颐和园里要新建佛堂和人工湖,她还放出话来,谁让她不高兴一阵子,她就要让谁不高兴一辈子,所以翁同龢百方撙节开支,这两项工程不敢停,太后也就自然批准了此议。”
李经述说:“看来翁同龢不除,中国永无宁日呀。还有一个坏消息呢?”
李鸿章道:“最近你在山东主持新政,备受朝野瞩目和太后赏识,翁同龢眼红了,他怂恿皇上加快变法维新步伐,推出全国性改革措施。据说,有一位广东举人叫康有为,通过珍妃的表兄介绍,入了翁同龢的幕僚,正在积极筹划此事!翁同龢在朝堂中说,只要按照他的改革方案,中国三年即可富强,而我们跟皇上说要三十年,所以皇上对他的维新变法方案颇为心动!”
“康有为?”李经述大吃一惊,道:“此人以前曾来找过学生,历陈变法之道,说得天花乱坠,实际上他是半桶水,食洋不化,那一套托古改制荒谬之极,皇上怎么轻信他们画饼充饥?”
李鸿章说:“皇上现在年轻气盛,处处受制于太后,当然急于求成。”
李经述“哦”一声,心想历史上该来的血雨腥风还是要来呀,便对李鸿章道:“康有为和翁同龢联起手来搞维新变法,对我们倒未必是坏消息,翁同龢这老贼马上就会再次告老还乡,北洋水师无忧矣。”
李鸿章问道:“此话怎讲?”
李经述低声说:“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‘自作孽,不可活’,他们急于求成,肯定会触怒太后,他们这是在找死!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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