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康有为来访
李经述利用中国复兴会的平台,笼络了严复、容闳、李提摩太等维新人士,还利用《华报》推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۰论,鼓吹一些强国富民的举措,李鸿章是积极支持的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此时对维新变法也没什么概念,更谈不上敌意,他们觉得维新变法跟自强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,不会危及大清的江山,对李鸿章和李经述也放心多了。
社会上有些人了解到李经述对维新变法有兴趣,不少名流登门拜访。那日,李经述在天津府邸休息,詹天佑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访。那青年人穿一身灰色长袍,身材中等,走起路来习惯低着头,但两眼放出异于常人的光芒,看起来像是一位饱学之士。这位青年人,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。
康有为与詹天佑都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,地地道道的老乡。康有为此时还只是一位举人,他想上书光绪皇帝求维新变法,但苦于没有上书的门路。那天在京城,詹天佑请康有为吃饭,康有为了解到李经述思想开放,也主张变法维新,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亲生儿子,便兴冲冲拉着詹天佑的手要他引荐拜访。
詹天佑对康有为这个人,有所了解。知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,四处求见当朝的达官显贵。詹天佑觉得康有为太过于功利,变法的主张也太偏激,本想拒绝,但康有为拉着詹天佑的手不妨,詹天佑没挨过老乡的情面,最终还是答应他帮忙穿针引线。
康有为这人,确实很热衷名利,但他的科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霉运,扑腾多年:考秀才,三战皆败北;考举人,六试不捷。康有为屡试不中,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,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。不过科举名落孙山,对有些人来说,会坏事变好事,比如洪秀全,比如袁世凯,康有为也不例外。
康有为科举不中,便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,钻研传统学问。当时,广东有一位理学大儒朱次琦,人称九江先生,笃守程朱,力求实践,康有为出入其门垣,求益问字,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。后来,康有为上书权贵,动辄自称“侍九江之经席”,屡次上书,言词激烈,虽未获朝廷认可,但已名动广州,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他为师。当时,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,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,举人拜监生为师,这又让康有为轰动了一把。
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,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,建了一个“万木草堂”,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,正式开馆授徒,做起了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春秋大梦。
康有为的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,康有为也毫不客气,毫不谦虚,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,而且意犹未尽,自号“长素”,压孔子一肩,还给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“十哲”的名号,个个非同凡响:陈千秋号“超回”,超越颜回也;梁启超号“轶赐”,“轶”义为超车,子贡只能让道也;麦孟华号“驾孟”,凌驾于孟子之上也;曹泰号“越伋”,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;韩文举号“乘参,把曾子当马骑也。
康有为如此狂傲,一时名动广州,身价也高了,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。这时,有一个叫孙文的医生求见。孙文正是孙逸仙,当时他长大了,以西医资格,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,主张缓进改良,革命思想尚未萌芽,更别说开枝散叶,开花结果。孙文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,求和康有为晤言一室之间,切磋琢磨,商量探讨维新变法。康有为见孙文只不过是一位身份低微的小医生,答复相当傲慢:“孙某如欲订交,宜先具‘门生帖’拜师乃可。”气得孙文愤愤不平,不再去见康有为。
不过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,康有为会主动厚着脸皮求见。他拜访李经述之前,还曾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。张之洞当时虽是地方官,却广致人才,章太炎、辜鸿铭、黄遵宪等时代俊杰都受邀前来武昌。那时,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,张之洞很伤心,家人朋友劝张之洞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。刚好康有为找上门来,便和他长聊。最初张之洞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,但日子久了,阅历丰富的张之洞发现康有为主张的“大同世界”乃是镜花水月,便没有久留,便送客了。
康有为在张之洞那里碰了一鼻子灰,便想求见李经述,挽回自己的面子。康有为一是想借李经述的奏折给光绪皇帝上书,二来也想推销一下自己,看自己能否有机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僚。
李经述那天好不容易休息,正睡午觉。丫鬟秦月报詹天佑来访,便起身在客厅见了詹天佑和康有为。见面后,詹天佑给李经述介绍康有为:“这是詹某的老乡,五六岁时开始读四书,到十岁便知曾文公、左文襄之业,而有慷慨远志矣。他学富五车,才高八斗,更难得的是,广泛涉猎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环志略》,阅大量泰西书籍,志在维新救国,老乡们称之为康南海。”
以家乡名来称呼一个人名,在晚清那是表示尊敬的意思,比如李鸿章也叫李合肥。李经述看了一眼“康南海”,他身材中等,其貌不扬,戴着一顶瓜皮帽,留着一把稀疏泛黄的八字胡,穿一身宽大的灰色长袍。
康有为果然狂傲,并不给李经述行礼,坐定之后,便滔滔不绝讲起他的变法之道,他的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,说快了李经述都听不太清,看在詹天佑的面子上,李经述才客气表示请康有为畅所欲言。
康有为略显木讷,口才远非一流,“夫天不欲平治天下,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”此类大话空话讲了几句后,其维新变法内容却显得稀松平常。但康有为为了显摆自己的本事,还跟李经述吹牛,说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他就进京拜会了帝师翁同龢,并向翁同龢当面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、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,翁同龢如闻天音,茅塞顿开,大为悦服。
其实,康有为根本没见过翁同龢,他也不知道李经述很讨厌翁同龢,吹完这通牛皮,还说自己还拜会过两广总督张之洞,也受到张之洞的赞赏。李经述见康有为老跟自己说他见了哪些高官,他与人交往从不看别人多大官,便有些不耐烦了,切入正题,问康有为道:“先生去过日本、俄国?你还是谈谈维新变法吧。”
“在下没有去过俄国和日本。”康有为咳嗽了两声,故作玄虚道:“不过,李大人,当今中国贫弱,内忧外患,非变法不可救世也!”
李经述点点头,说:“固知法当变,关键在如何变。”
康有为说:“变,在于人而非物也;变,在于心而非在于迹;故变法在于变人、变心。”
李经述一听,淡定地问:“人心隔肚皮,恐怕没那么容易变吧,二百年之法能遽变乎?如果朝中守旧大臣反对当如何?”
康有为面不改色道:“若守旧大臣反对,杀几个一品大员,法可变矣。”
李经述一听,这人才一个举人,就想对朝廷一品大员杀杀杀,好大的口气,便道:“若西太后反对,当如何?”
康有为对曰:“派重兵围颐和园,禁之。”
李经述笑问:“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,皇上性情至孝,软禁太后,他何颜面对天下人?再者,你可知颐和园有多少扈从?九门提督是谁?他们会听皇上的话?”
康有为道,“这个不知,但我知道,变法三年,中国可以自立,一反掌间,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。”
李经述听康有为说维新变法则中国三年可以自强,觉得他这牛皮吹得够大,道:“孔家儒道文化在中国盛行几千年,岂是反掌之间就能变的?本官曾在河南赈灾,当地乡绅对洋人恨不得食肉寝皮,欧美之文明如何落地中国?若以杀人服人,难道你杀得尽天下乡绅吗?”
康有为对曰:“可以托古改制,在孔学的旧瓶中,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,打破夷夏之分,实现民主与共和,世界大同。”
李经述听到这,就知道历史上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了,中国的悲剧,就出在康有为这种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、不切实际的文人涉政上,托古改制,早在西汉末年,王莽就试验过了。王莽当了实权皇帝都没干成的事,光绪皇帝这虚君如何干得成?李经述意识到,康有为对西学所知有限,对西方的民主和共和更属管窥蠡测,强不知以为知,便耐着最后的性子问道:“你说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?”
康有为一脸憧憬解释道:“在大同社会,国不存在,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,没有贵贱,没有贫富,没有家庭,没有夫妇,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,没有司狱,没有财产,没有外交,没有军备,没有危险,没有战争……”
“公政府?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?大同世界?”心里一连串的疑问,使李经述彻底明白了,康有为的最终目标,是实现天下大同,缔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。人所能想到的好事,康有为都在大同社会里想到了,而人性之恶,人能做的坏事,康有为则统统不考虑。康有为不知道,这现实世界上通往天堂之路,尽头往往通往地狱!所以康有为一解释他的大同梦想,李经述实在听不下去了,一拍桌子,站起身道:“民主共和绝非先生想的大同世界。天下怎么可能实现大同?譬如人得病有千万种,如果都同吃一种药,你觉得如何?天下大同,人人去做你这样慷慨激昂的书生,没有屠夫,国民哪来肉吃?没有渔民,我们哪来的鱼吃?说句不好听的,没有倒夜壶的,你家里都会整天臭哄哄的!你说的大同社会,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!”
康有为没想到李经述懂得民主共和,问道:“提督大人不是赞同变法的吗?”
李经述一想,也罢,不妨给这半吊子的书生上一课,道:“本官以为,强国富民之道,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,练新兵强天下之势,兴教育启万民之智,变旧法成天下之治。变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,要一步步来,不可能速变,你刚说过的日本明治维新,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宪法!纸上谈兵是不行的。还有,你前几年有没有去过山西或河南灾区,本官亲眼见过一家家被活活饿死的灾民,饿殍载途,白骨盈野,对三万万农民来说,现在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国民现在百分之九十是农民,大都是文盲,所以,本官主张要先搞民生,再搞民主,先办洋务,次练新兵,再兴教育,最后才逐步变法!”
康有为表示不同意,道:“办洋务不过是袭取西人皮毛,补苴罅漏,弥缝蚁穴,根本是‘变事’,非‘变法’可言。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,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,必然失败。”
话不投机,李经述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,反驳康有为说:“事都变不了,谈何变法?太史公说了,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世界大潮,乃是工商业,这世界将来必是工业文明的世界。还有,搞洋务运动哪里失败了?如果不是办洋务,建强大的北洋舰队,日本人早打到天津来了,你还有时间坐在这高谈阔论?你须知变法像走路,要一步步走,像吃饭要一口口吃,急于求成,难免噎死!本官建议你看看今天的《强国报》,上面有一篇洋人牧师李提摩太的文章,也是讲如何维新强国的,看看你要效仿的洋人,如何建议中国改革。”
李提摩太当时已应李经述之聘,在天津临时任《华报》主笔,那天《华报》刊登了李提摩太的一篇文章,也是谈维新变法的:“中国本来是地大物博的国家,资源非常丰富,日贫一日,田亩如故,工程如故,虽有片长薄技,往往嗟谋生之拙,无他,皆由在上者未克举养民,发展经济。如何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呢?开矿、设厂、修铁路、办邮政、开设银行、改革币制、垦荒、通商等,而尤其以修铁路和通商最为重要,最好能广开海口,遍筑铁路,铁路马路通行,则货物流通,岁省无穷之运费,居者行者,皆获大益,买者卖者,无一偏枯矣。”
李经述的丫鬟秦月给康有为送上这份报纸,康有为看完李提摩太的文章,大怒,拂袖而去,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!我康某人是不会放弃我的大同梦想的!”
这场面搞得詹天佑极为尴尬,李经述也不挽留,对着康有为远去的背影喊道:“康举人,恕不远送!”
康有为在李经述那碰了一鼻子的灰,一怒之下,壮着胆子真去找帝师翁同龢推销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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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经述利用中国复兴会的平台,笼络了严复、容闳、李提摩太等维新人士,还利用《华报》推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۰论,鼓吹一些强国富民的举措,李鸿章是积极支持的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此时对维新变法也没什么概念,更谈不上敌意,他们觉得维新变法跟自强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,不会危及大清的江山,对李鸿章和李经述也放心多了。
社会上有些人了解到李经述对维新变法有兴趣,不少名流登门拜访。那日,李经述在天津府邸休息,詹天佑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访。那青年人穿一身灰色长袍,身材中等,走起路来习惯低着头,但两眼放出异于常人的光芒,看起来像是一位饱学之士。这位青年人,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。
康有为与詹天佑都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,地地道道的老乡。康有为此时还只是一位举人,他想上书光绪皇帝求维新变法,但苦于没有上书的门路。那天在京城,詹天佑请康有为吃饭,康有为了解到李经述思想开放,也主张变法维新,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亲生儿子,便兴冲冲拉着詹天佑的手要他引荐拜访。
詹天佑对康有为这个人,有所了解。知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,四处求见当朝的达官显贵。詹天佑觉得康有为太过于功利,变法的主张也太偏激,本想拒绝,但康有为拉着詹天佑的手不妨,詹天佑没挨过老乡的情面,最终还是答应他帮忙穿针引线。
康有为这人,确实很热衷名利,但他的科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霉运,扑腾多年:考秀才,三战皆败北;考举人,六试不捷。康有为屡试不中,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,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。不过科举名落孙山,对有些人来说,会坏事变好事,比如洪秀全,比如袁世凯,康有为也不例外。
康有为科举不中,便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,钻研传统学问。当时,广东有一位理学大儒朱次琦,人称九江先生,笃守程朱,力求实践,康有为出入其门垣,求益问字,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。后来,康有为上书权贵,动辄自称“侍九江之经席”,屡次上书,言词激烈,虽未获朝廷认可,但已名动广州,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他为师。当时,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,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,举人拜监生为师,这又让康有为轰动了一把。
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,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,建了一个“万木草堂”,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,正式开馆授徒,做起了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春秋大梦。
康有为的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,康有为也毫不客气,毫不谦虚,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,而且意犹未尽,自号“长素”,压孔子一肩,还给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“十哲”的名号,个个非同凡响:陈千秋号“超回”,超越颜回也;梁启超号“轶赐”,“轶”义为超车,子贡只能让道也;麦孟华号“驾孟”,凌驾于孟子之上也;曹泰号“越伋”,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;韩文举号“乘参,把曾子当马骑也。
康有为如此狂傲,一时名动广州,身价也高了,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。这时,有一个叫孙文的医生求见。孙文正是孙逸仙,当时他长大了,以西医资格,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,主张缓进改良,革命思想尚未萌芽,更别说开枝散叶,开花结果。孙文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,求和康有为晤言一室之间,切磋琢磨,商量探讨维新变法。康有为见孙文只不过是一位身份低微的小医生,答复相当傲慢:“孙某如欲订交,宜先具‘门生帖’拜师乃可。”气得孙文愤愤不平,不再去见康有为。
不过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,康有为会主动厚着脸皮求见。他拜访李经述之前,还曾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。张之洞当时虽是地方官,却广致人才,章太炎、辜鸿铭、黄遵宪等时代俊杰都受邀前来武昌。那时,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,张之洞很伤心,家人朋友劝张之洞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。刚好康有为找上门来,便和他长聊。最初张之洞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,但日子久了,阅历丰富的张之洞发现康有为主张的“大同世界”乃是镜花水月,便没有久留,便送客了。
康有为在张之洞那里碰了一鼻子灰,便想求见李经述,挽回自己的面子。康有为一是想借李经述的奏折给光绪皇帝上书,二来也想推销一下自己,看自己能否有机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僚。
李经述那天好不容易休息,正睡午觉。丫鬟秦月报詹天佑来访,便起身在客厅见了詹天佑和康有为。见面后,詹天佑给李经述介绍康有为:“这是詹某的老乡,五六岁时开始读四书,到十岁便知曾文公、左文襄之业,而有慷慨远志矣。他学富五车,才高八斗,更难得的是,广泛涉猎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环志略》,阅大量泰西书籍,志在维新救国,老乡们称之为康南海。”
以家乡名来称呼一个人名,在晚清那是表示尊敬的意思,比如李鸿章也叫李合肥。李经述看了一眼“康南海”,他身材中等,其貌不扬,戴着一顶瓜皮帽,留着一把稀疏泛黄的八字胡,穿一身宽大的灰色长袍。
康有为果然狂傲,并不给李经述行礼,坐定之后,便滔滔不绝讲起他的变法之道,他的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,说快了李经述都听不太清,看在詹天佑的面子上,李经述才客气表示请康有为畅所欲言。
康有为略显木讷,口才远非一流,“夫天不欲平治天下,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”此类大话空话讲了几句后,其维新变法内容却显得稀松平常。但康有为为了显摆自己的本事,还跟李经述吹牛,说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他就进京拜会了帝师翁同龢,并向翁同龢当面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、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,翁同龢如闻天音,茅塞顿开,大为悦服。
其实,康有为根本没见过翁同龢,他也不知道李经述很讨厌翁同龢,吹完这通牛皮,还说自己还拜会过两广总督张之洞,也受到张之洞的赞赏。李经述见康有为老跟自己说他见了哪些高官,他与人交往从不看别人多大官,便有些不耐烦了,切入正题,问康有为道:“先生去过日本、俄国?你还是谈谈维新变法吧。”
“在下没有去过俄国和日本。”康有为咳嗽了两声,故作玄虚道:“不过,李大人,当今中国贫弱,内忧外患,非变法不可救世也!”
李经述点点头,说:“固知法当变,关键在如何变。”
康有为说:“变,在于人而非物也;变,在于心而非在于迹;故变法在于变人、变心。”
李经述一听,淡定地问:“人心隔肚皮,恐怕没那么容易变吧,二百年之法能遽变乎?如果朝中守旧大臣反对当如何?”
康有为面不改色道:“若守旧大臣反对,杀几个一品大员,法可变矣。”
李经述一听,这人才一个举人,就想对朝廷一品大员杀杀杀,好大的口气,便道:“若西太后反对,当如何?”
康有为对曰:“派重兵围颐和园,禁之。”
李经述笑问:“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,皇上性情至孝,软禁太后,他何颜面对天下人?再者,你可知颐和园有多少扈从?九门提督是谁?他们会听皇上的话?”
康有为道,“这个不知,但我知道,变法三年,中国可以自立,一反掌间,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。”
李经述听康有为说维新变法则中国三年可以自强,觉得他这牛皮吹得够大,道:“孔家儒道文化在中国盛行几千年,岂是反掌之间就能变的?本官曾在河南赈灾,当地乡绅对洋人恨不得食肉寝皮,欧美之文明如何落地中国?若以杀人服人,难道你杀得尽天下乡绅吗?”
康有为对曰:“可以托古改制,在孔学的旧瓶中,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,打破夷夏之分,实现民主与共和,世界大同。”
李经述听到这,就知道历史上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了,中国的悲剧,就出在康有为这种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、不切实际的文人涉政上,托古改制,早在西汉末年,王莽就试验过了。王莽当了实权皇帝都没干成的事,光绪皇帝这虚君如何干得成?李经述意识到,康有为对西学所知有限,对西方的民主和共和更属管窥蠡测,强不知以为知,便耐着最后的性子问道:“你说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?”
康有为一脸憧憬解释道:“在大同社会,国不存在,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,没有贵贱,没有贫富,没有家庭,没有夫妇,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,没有司狱,没有财产,没有外交,没有军备,没有危险,没有战争……”
“公政府?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?大同世界?”心里一连串的疑问,使李经述彻底明白了,康有为的最终目标,是实现天下大同,缔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。人所能想到的好事,康有为都在大同社会里想到了,而人性之恶,人能做的坏事,康有为则统统不考虑。康有为不知道,这现实世界上通往天堂之路,尽头往往通往地狱!所以康有为一解释他的大同梦想,李经述实在听不下去了,一拍桌子,站起身道:“民主共和绝非先生想的大同世界。天下怎么可能实现大同?譬如人得病有千万种,如果都同吃一种药,你觉得如何?天下大同,人人去做你这样慷慨激昂的书生,没有屠夫,国民哪来肉吃?没有渔民,我们哪来的鱼吃?说句不好听的,没有倒夜壶的,你家里都会整天臭哄哄的!你说的大同社会,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!”
康有为没想到李经述懂得民主共和,问道:“提督大人不是赞同变法的吗?”
李经述一想,也罢,不妨给这半吊子的书生上一课,道:“本官以为,强国富民之道,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,练新兵强天下之势,兴教育启万民之智,变旧法成天下之治。变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,要一步步来,不可能速变,你刚说过的日本明治维新,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宪法!纸上谈兵是不行的。还有,你前几年有没有去过山西或河南灾区,本官亲眼见过一家家被活活饿死的灾民,饿殍载途,白骨盈野,对三万万农民来说,现在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国民现在百分之九十是农民,大都是文盲,所以,本官主张要先搞民生,再搞民主,先办洋务,次练新兵,再兴教育,最后才逐步变法!”
康有为表示不同意,道:“办洋务不过是袭取西人皮毛,补苴罅漏,弥缝蚁穴,根本是‘变事’,非‘变法’可言。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,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,必然失败。”
话不投机,李经述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,反驳康有为说:“事都变不了,谈何变法?太史公说了,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世界大潮,乃是工商业,这世界将来必是工业文明的世界。还有,搞洋务运动哪里失败了?如果不是办洋务,建强大的北洋舰队,日本人早打到天津来了,你还有时间坐在这高谈阔论?你须知变法像走路,要一步步走,像吃饭要一口口吃,急于求成,难免噎死!本官建议你看看今天的《强国报》,上面有一篇洋人牧师李提摩太的文章,也是讲如何维新强国的,看看你要效仿的洋人,如何建议中国改革。”
李提摩太当时已应李经述之聘,在天津临时任《华报》主笔,那天《华报》刊登了李提摩太的一篇文章,也是谈维新变法的:“中国本来是地大物博的国家,资源非常丰富,日贫一日,田亩如故,工程如故,虽有片长薄技,往往嗟谋生之拙,无他,皆由在上者未克举养民,发展经济。如何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呢?开矿、设厂、修铁路、办邮政、开设银行、改革币制、垦荒、通商等,而尤其以修铁路和通商最为重要,最好能广开海口,遍筑铁路,铁路马路通行,则货物流通,岁省无穷之运费,居者行者,皆获大益,买者卖者,无一偏枯矣。”
李经述的丫鬟秦月给康有为送上这份报纸,康有为看完李提摩太的文章,大怒,拂袖而去,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!我康某人是不会放弃我的大同梦想的!”
这场面搞得詹天佑极为尴尬,李经述也不挽留,对着康有为远去的背影喊道:“康举人,恕不远送!”
康有为在李经述那碰了一鼻子的灰,一怒之下,壮着胆子真去找帝师翁同龢推销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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